長憶，杏子林裏初相遇

我時常抱怨別人記性不好，也不知道是否天氣太冷凍壞腦子，忽然間發現自己的記憶力也完全靠不住，好像過去的6年多是一場虛耗，中間很多事情都想不起來，又或者是那些日子被編派得太過平常，因此缺少可以記起的東西。譬如，我記不得畢業后最近的那個日子，發生了甚麼事，又譬如，我記不得過去6年多里，一共應該有18個這樣的日子，都發生了些甚麼事。呵，其中很多還和些丑陋的真實相連。諷刺的是，只因太多澎湃奔流的淚水和憤怒，匆忙遠離的日子卻又顯得那么的不平靜。你說得對，到底又有甚麼，值得你悲痛成那個樣子？

中間唯一真實存在的，仿佛就是那些虛妄的青春。離去無影蹤之時，終于不再擁有。

12度。這個城市的冬天在一夜之間降臨，坐在窗邊裹著被子還是不停發抖，到了半夜還是雙腳冰冷，睡著的時候不斷做夢夢見不同的人，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女人。師姐說有初次見面的人贊我細心體貼，真夠溫暖。這么冷的時候，總是想起去年的冬天，溫熱的身體，不斷的爭吵，還有過去的幾年里，那么多個冬天。而此時，有一個半個朋友在身旁，也是暖心的事。

分享一首詩，讓人熱血沸騰，熱淚奔流。無題，是最近一本大書的前言。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
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于荒野，曝屍于溝壑。
時代的鐵輪，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蕩，萬里飄零。

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
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
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頭播種，
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么，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九月，北方已經降溫到十幾度，朋友們說冷，而這日下午四時，室外氣溫仍有三十二攝氏度，本約了在江邊散散步，最終打消。到底不是十幾歲光景時刻，每每相約都說：“風雨不改”，似乎是沒了風雨不改的本錢，也沒了被風雨不改的本錢。

于是只好在家下廚，兩個人三個爐，一般滿額滿臉汗水晶亮，看著卻覺可愛。這樣花癡心態，極似師太寫那些三四十歲新中年，看著十幾歲美少女，滿臉紅撲撲的模樣。連湯魚都能自己解決，簡直全能，日后失業還可轉做賣魚妹，或者鐘點工。

廣州這嚇人的天氣，原來是又再有臺風來臨。忽想，這樣子天氣，許不知還有多少呢？南國，真的要再見南國？

人都说师太的短篇《邂逅》是半自传，講述自身第一段癲狂式婚姻，年轻时爱才华横溢的男性，非常浪漫。中有对白如下：

“你的肚子在叫，要到什么地方去吃饭？我请你。”

我想说美心。

“美心？”他仍然笑，雪白的牙齿，光亮的眼睛。

我白了他一眼。

到底，靠在蒙馬特高地一日畫兩幅六十法郎（那時仍使法郎）的素描，是請不起女伴進入美心餐廳的，連置一身進入美心餐廳的行頭都付不起，于是為甚么，女子們即使不跟男伴索要現金，看到男伴開著名車前來，也覺虛榮心大大得到滿足。往往對自己說堅貞不移，然而日漸受到虛榮心的侵蝕，是謂和平演變。當然，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有資本時大可以屈服于這虛榮心無妨，只是心里需要清楚區分，愛的到底是男伴作為單獨個體的本身，抑或附加在身上的諸多社會屬性。

看完《邂逅》，又想象起匆匆經過的巴黎城，如此美妙。難怪師太在開篇要說——

六月的巴黎，就象巴黎六月的女孩子，穿着笔挺的牛仔裤，薄薄的棉纱T恤，时髦的卷发，靠在路边咖啡店的藤椅上喝咖啡，随时从裤袋里摸出一只卡蒂埃打火机来吸一口烟。虽然热，但是不至于干燥的程度，她们或瘦或胖，都有风姿，瘦的是毕加索粉红时期，肥的是亥诺亚。

我喜欢巴黎，有一种畸形的偏爱，朋友常嘲笑我，“她呀，她的巴黎不止月圆一点，她的巴黎有两个月亮。”

每一年考完试，我来不及的到巴黎。我从没想过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了也没用，去了我也会后悔我没来巴黎，我喜欢这地方。

来了头三天先把钱花了再说，剩一、两百个法郎，天天吃面包，喝自来水，去罗浮宫。下午无聊，躺在印象派画馆的石阶上晒太阳。

缅怀一下我那未泯的青春岁月，与之相依相伴，自怨自艾的日子。

详见《时代周报》2009年9月7日C3版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902/2MMDAwMDAwMzQ2Mg.html

睡眼惺忪的午夜，蜷縮在角落的凹陷處，暖和的，柔軟的，閉上眼睛安靜聽著，原諒自己偶爾的還要再脆弱一下。安東尼動情地唱《好久不見》，讓我要掉下淚來，這首歌和它的廣東話版都很久不聽了，也沒有欲望翻閱過去，也不DELETE，讓它安靜地過去，成為記憶中一個客觀存在。只是被迫聽到，只是被迫感傷到。

而今整晚的《最佳損友》，還是喜歡陳奕迅版本，聽到那個性別的心聲，聽到他們的緣由，有時候呢，人生就是這樣子的呢，就是這么多的遺憾和難過的呢。如今積極太多了，只是偶爾小小脆弱一下下。黃偉文先生，你怎么寫得這么好呢？填詞人真是我夢想的職業。

朋友 我当你一秒朋友 朋友 我当你一世朋友 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 怀缅时时其实还有 朋友 你试过将我营救 朋友 你试过把我批斗 无法再与你交心连手 畢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 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 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 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 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 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 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 命运决定了以后 再没法聚头 但说过去却那样厚 问我有没有 确实也没有 一直躲避的借口 非甚么大仇 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 不知你是我敌友 已没法望透 被推着走 跟着生活流 来年陌生的 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生死之交 当天不知罕有 到你变节了 至觉未够 多想一天 彼此都不追究 相邀再次喝酒 待葡萄成熟透 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 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 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 自由位置变了 各有队友 早知解散后 各自有际遇作导游 奇就奇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 却没人像你 让我眼泪背着流 严重似情侣讲分手 有没有 确实也没有 一直躲避的借口 非甚么大仇 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 不知你又有没有 挂念这旧友 或者自己早就想动头 来年陌生的 是昨日最亲的某某 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没有遇过某某

約偶像寫這個題目，約了3個月，最終，他還是放我鴿子，當然，那應該屬于他自己的雜志，但也不是他自己心里最想說的話。那些他心里最想說的話，叫囂的聲音，都發在對岸的一本刊物。他說這不是音樂，這是政治～好吧。一個憤怒的中年人。讀了11年的文字，早兩日偶像返回廣州，邀吃飯（難道是表達放鴿子的歉意？）始終緣慳一面，不知道，還會這么樣隔空膜拜多少時間？

再生，乌托邦

文 张晓舟

再见，乌托邦？

在这个懒洋洋的夏天，你可能以为我要带你去一个乌托邦疗养院，把你扔到一张伍德斯托克躺椅上，对着一杯茶发呆——里面放了太多的糖，一场甜美的爱与和平的风暴。但我宁可带你去厕所，四十年功夫只一泡尿，你的青春小鸟就不见了。当年一位当地居民曾怒斥伍德斯托克是一个“人类粪坑”，很多人也对那三天摇滚青年们的体臭刻骨铭心。然而后来，伍德斯托克俨然已成为人类污浊历史长河的一块香皂，不管是政治恶臭还是金钱铜臭，在它面前都得洗洗睡。

近日刚好看了盛志民拍的一部有关魔岩三杰时代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很有水准的电影，但对“遥远的乡愁”呀、“再见，乌托邦”啊之类的煽情我还是有些腻味。怀旧病患者的乌托邦烤箱总是要么把东西烤焦，要么没烤熟。“再见，乌托邦”式浪漫主义怀旧病总是喜欢割裂历史与现在的联系，夸大不同时代的对立，通过刻意夸大往昔——将之神化为“乌托邦”——来反衬庸常甚至堕落的后来和现在。在过去金碧辉煌的乌托邦面前，后来和现在自然沦为废墟，这种戏剧效果颇为悲壮，但这样的历史观还是失之机械幼稚，并且往往无视历史事实。

“乌托邦”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历史概念，乌托邦之所以永恒正因为它既不存在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和未来。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主人公约瑟夫说过话：“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得到的世界。”谁都别以为只有自己睡过乌托邦，可以将她占为己有，乌托邦梦中情人是君临一切年代的，她一直呆在你头顶好好的，何谈再见？她也一直没有死翘翘，何谈再生？然而为了和“再见派”的同志们说再见，我还是不得不以“再生，乌托邦”之名，来重申乌托邦精神的生生不息。

从嬉皮变成雅皮，从伍德斯托克一代变成纳斯达克一代，剪去长发脱下花衣，西装革履去硅谷上班…人们喜欢如此讽刺伍德斯托克一代的从良——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批判那一代人背叛了当初的理想。然而，这种讽刺和批判难道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陈辞烂调吗？青年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反建制思想被强大的体制消化，反消费反拜物被更隐蔽高明的品牌拜物教吸纳，另类成为主流的新花招新噱头——这向来是青年反文化的固有悖论，从来如此，于今为烈。这原本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将伍德斯托克一代一味神化为不单反战而且反建制、甚至反消费的反文化急先锋，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实际上伍德斯托克一代恰恰是有史以来口袋里闲钱最多的一代青少年，战后婴儿潮一代恰恰是空前的消费主义狂潮的产物，也正因此摇滚乐一跃成为一头产业巨兽。45万人啸聚于一个音乐节确实可怕，但别忘了这一代人也被称为“电视的一代”，绝大部分人的闲暇时光并不是被摇滚音乐会、而是被无聊的电视节目吞噬的。一方面享受父辈积累的社会财富、拓展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叛父辈的保守价值观，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在盛极之时初尝自己的人格分裂，而摇滚乐是这种人格分裂的产物，那些年青的双头怪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抢占伍德斯托克，那两个头有时互相咬噬，有时互相接吻。反文化和消费文化，是那个时代的双驾马车。并不是说他们后来才变成所谓雅皮从而背叛了往日的嬉皮理想，而是从一开始嬉皮和雅皮就是他们人格的两面，他们后来进入成人世界进入主流社会，这种每一代人都必经的成长之路没有必要被危言耸听地夸大为一场分崩离析的集体叛变。

为什么硅谷和伍德斯托克会被习以为常地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象征？从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到80年代的硅谷——这总是被当作社会思潮由左而右、由激进回归保守的写照。伍德斯托克VS硅谷，被当作乌托邦/世俗、自然/工业、艺术/科学、肉体/机器、神秘主义/工具理性、浪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新版。而这又源于对1969年相距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两件事的截然对立的阐释方式：1969年8月15～17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1969年7月22日的登月壮举被不容置疑地分别划入艺术/科学、以及酒神/日神的敌对阵营。可能是因为耍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尽是文艺青年和“人文”学者，他们热衷对伍德斯托克作口水多过茶的阐释，月亮也好硅谷也罢，很容易被伍德斯托克的唾沫淹没。

然而这种想当然的壁垒森严的对立划分非但没有跟上时代的剧变，也忽略了60年代文化的两位50年代先驱的伟大预言。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论准确地预言和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再生功能；“垮掉的一代”宗师威廉·巴勒斯尽管描述了社会体制宰制一切的恐怖前景，但反过来也通过瘾君子的神经浪游和想象力跑马指出了突围之路。

60年代的药物洗礼（大麻、LSD等）惠及文艺青年，也不可能不对乍看理性得多的“科技青年”产生冲击，虽然他们嗑得可能没有文艺青年那么多，但不管文艺也好科技也罢，他们都受惠于“重估一切价值，打开知觉大门”的同一时代氛围，都迫切需要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想象力解放——在自己的神经末梢狂舞。而伍德斯托克的精神遗产：民主，平等，自由，共享，恰恰被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电脑革命网络革命继承发扬；让工业时代分崩离析的人们重返部落化集体家园的伍德斯托克梦想，恰恰在网络的无际空间被一再重温。

假如仅仅将伍德斯托克当作一个音乐事件，仅仅以1969年那场可遇不可求的艳遇来衡量后世的摇滚音乐节（尤其是1994年和1999年那两次以伍德斯托克之名筹办的音乐节），你难免会因为狗尾续貂而感时伤怀，但是假如我们将伍德斯托克视为一种可以在不同领域激起广泛共鸣的人类先锋精神，那么您老人家的浩叹便可以省省了。伍德斯托克策划人迈克尔·朗认为最能继承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是一个名为“燃烧者”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的发起人也自认他们的理念深受伍德斯托克文化影响，“燃烧者”狂欢节的参与者大多是电脑软件工程师！这就是60年代伍德斯托克与80年代硅谷草蛇灰线的隐秘联系。

谁说伍德斯托克只能在摇滚这一棵树上吊死？谁说伍德斯托克一代去硅谷上班就一定是背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代表，60年代的先锋是摇滚乐，而80年代甚至一直到现在，电脑科技信息工程一直充当前途无量的时代先锋，风水轮流转，不必厚此薄彼，第一个吃苹果的是披头士，但下一个苹果就归乔布斯了。容我扯远些，这也是我去年12月5日特意跑去香港亲睹Kraftwerk乐队的原因，这支将摇滚乐和电脑联姻，并昭示未来电脑乌托邦世界的德国嬉皮乐队虽然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大相径庭，但毕竟也诞生在那个创世纪般的年代。伍德斯托克就是植入未来社会的芯片。

反面乌托邦

略……

乌托邦病人

略……

2009年8月10日凌晨，英国神人Tricky在张北草原音乐节压轴献演。就像在1969年8月18日凌晨，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压轴登场时一样，观众已走掉绝大部分。但在中国北方一个陌生的贫困县的荒郊，在旅游广告牌大书“欧洲风光”的草原，在中国元朝中都遗址不远处，这个英国的孤魂野鬼，却在夜半三更奉献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伍德斯托克时刻”，嬉皮气质十足的Tricky悄悄从后台潜到舞台上，被乐迷高高接起，在人浪中扬帆……随后又煽动乐迷纷纷跳上舞台群魔乱舞。崔健在舞台下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而前一天晚上左小祖咒演出时，艾未未在在舞台下拍照。

然而这个音乐节纪念的不是伍德斯托克，假如非要纪念什么，那就是纪念奥林匹克了。8月8日晚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我收到在鸟巢看意大利超级坏的一位朋友的短信：开赛前一位中国女歌手在高唱“Loving Beijing！LovingBeijing！！”而在张北，左小祖咒唱了一首杀气腾腾的新歌。他反复唱：“患者出院后，症状未消除……”。

这才是真正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时刻。我们都是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乌托邦病人。

（全文见《先生读本》09年9月刊）